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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日报2011年02月 进入 刘尚希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公共消费 社会公平 。

经济发展新常态和高质量发展回答了关于经济发展阶段的问题。大力发展实体经济，筑牢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坚实基础。

发展理念是发展行动的先导，是管全局、管根本、管方向、管长远的东西。在2014年年中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对三期叠加作出进一步分析，强调经济工作要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近年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力度之大、成效之显著前所未有，人民群众满意度明显提升。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大力实施，创新型国家建设取得重大进展。经济结构持续优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

要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方向，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打通经济循环堵点，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完整性，使国内市场成为最终需求的主要来源，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国内经济增速下降，产能过剩矛盾趋于突出。其次，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私人部门储蓄对经济增长具有更明显的促进作用，政府储蓄则不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这意味着，近年来政府储蓄水平的下降，以及国民储蓄的构成中私人部门储蓄率的上升，对于经济增长而言都有积极的意义。

实证结果显示，投资对储蓄行为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可能是通过高投资回报率而增加对资本品的需求，从而刺激储蓄。有学者在近期发布的《关于我国人口转型的认识和应对之策》一文中表达了上述观点。此外，中美经贸摩擦、新冠疫情等事件产生的不确定性，将增加企业的储蓄动机，以应对可能面临的经营风险。CF40学术委员、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蔡昉和CF40特邀成员、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都阳在《2020·径山报告》分报告一《中国的储蓄率变化、决定因素和影响》中指出： 中国以往的高储蓄率与特定发展阶段的经济增长方式密切相关，人口红利丰裕、投资回报率相对较高，必然诱导出以要素积累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而高投资回报率又会引发储蓄的动机。

2017年居民储蓄占国民储蓄的比重达47%，十四五时期居民储蓄的变化趋势将对国民储蓄的总体变动产生决定性影响。尽管中国的社会保护体系在过去几十年中有了长足发展，但伴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社会保护水平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不过，滞后的国民储蓄率并没有对当前投资率产生很强的影响，只有滞后一期的政府储蓄对当期的投资有显著影响，体现了在中国政府在投资行为决定中的主动作用。十四五期间的公共储蓄率将继续下降。2019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已经达到12.6%，60岁及以上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为18.1%。同时，及时改变人口政策，实现家庭对生育的自主决策，有助于在未来形成更均衡的人口结构，减少储蓄率波动。

可见，消费已经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引擎，是我国培育完整内需体系，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基石。储蓄率变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储蓄率与经济增长相互关系在中国表现出了一定的个性特征。而且，滞后的居民储蓄率对企业投资也产生了影响，但有着4年的较长滞后期。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既是扩大就业、促进居民收入增长的重要动力，也会刺激和扩大消费，尤其是社会保护体系和公共服务的一体化改革完成以后，更多的覆盖外来人口得到体系的覆盖，将会稳定他们对未来的预期、增加当期的消费。

老年人口的迅速增加以及劳动年龄人口的快速减少，成为推动抚养比上升的主要因素，也是导致储蓄率下行的重要推手。第二，中国的高储蓄率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社会支持政策的不足。

因此，在中国城市化对储蓄率的影响可能与改革的进程紧密相关，而很难判断其对储蓄率变化的影响方向。中国的投资率与国民储蓄率的相关系数为0.804，与私人部门储蓄率的相关系数为0.825，与居民储蓄率的相关系数为0.715，与公司储蓄率的相关系数为0.825。

但由于储蓄率与诸多结构性指标相互关联，可以通过储蓄率的变化趋势与决定管窥相关领域政策的改革方向。储蓄的构成体现出如下特征：其一，居民和企业等私人部门所产生的储蓄是国民储蓄最主要的组成部分，约占国民储蓄的五分之四。收入增速下降的预期，可能成为储蓄率下行越来越重要的推动因素。人口结构变化或决定未来储蓄率下降 中国2017年私人部门储蓄率占国民储蓄的92.7%，其中45.4个百分点为公司储蓄，47.3个百分点为居民储蓄。消除信贷等金融服务对不同类型企业的差别对待，有助于提高企业资金配置效率。工资性收入的增长速度将有可能放缓。

储蓄率对国际收支的作用机制体现于国民收入账户恒等式。如果我们拉长观察的时段，可以发现经常账户占GDP比重的提升实际上具有一定的阶段性，而且，从其变化的机制看，对经济结构的扭曲效果也会越来越不明显。

不同收入水平的国家储蓄率水平的差异明显：高收入国家的国民储蓄率水平较之世界平均水平低3至4个百分点左右。人口老龄化所推动的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支出持续增加，减税降费及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将推动公共部门的储蓄率持续下降。

未来依靠工资增长推动收入分配持续改善的难度加大，仅从收入分配和储蓄的关系看，支撑高储蓄的可能性降低。首先，储蓄率是经济增长的促进因素，因此中国长期以来保持的高增长与高储蓄率有着必然的关联。

储蓄与投资的关系还体现在二者之间存在着动态的关联性，即滞后的储蓄率对当前投资的影响。东亚经济体普遍较之其他地区的经济体具有更高的储蓄率，2018年高出世界平均水平10.1个百分点由此可以看出，顶层设计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是比较困难的，地方政府可以考虑设立一个专门机构来提供一站式服务，因为企业在与政府部门打交道时，是处于非常弱势的地位，没有能力来协调部门之间的冲突，设立这样一个机构，可以帮助企业解决营商环境中遇到的问题，大大提高办事效率。如何促进公平竞争，实现竞争中性？ 竞争中性强调的是所有企业在获得资源和机会方面都是公平的，这样市场资源的配置效率才会更高。

二是企业产权保护，世行的指标中有一项是保护小股东，但是中国企业面临的很大问题是，是否有信心认为企业产权得到了充分保护。经济发展初期，我们基本能够预判哪些企业比较重要，然而随着发展水平的提高，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这种预判变得越来越困难，特惠制度的效能也随之下降。

从结构性的改变来看，除了北京和上海之外，其他地区也要做同样的努力。因此，在推行产业政策时要特别谨慎。

另外，政府对企业扶持力度过大也会造成产能过剩，在经济快速增长阶段，这些产能可以被快速消化，一旦增速放缓，就会变得特别困难。但是改善普惠的营商环境不是一蹴而就、想做就能做到的，尤其是有些规章制度并不完全由地方政府说了算，比如知识产权的保护，如果甲地企业侵犯了乙地企业的知识产权，甲地地方政府不一定有动力来保护乙地的知识产权，在这种情况下，地方竞争不但不会解决这个问题，甚至还会加剧问题。

产业政策不应由政府来选优劣，而是要通过市场竞争、优胜劣汰来决定。过去企业遇到这种问题时，可能需要某个政府部门或相关人员出面协调，我们将其称之为特惠模式。在具体落实中，我认为行业协会可以起到更大的作用。有研究发现，如果产业政策惠及所有相关企业，不影响平等竞争，对效率提升的效果可以是正面的。

原则上，当产能出现过剩时，为解决这一问题，应该让低效率的提供者退出来，以维持市场的供需平衡，然而在实践中，各级政府不愿看到其扶持的企业失败，会继续给予支持，并且这似乎成了普遍规律。地方之间的竞争应该朝着全面改善营商环境的方向去发展，这不仅需要地方政府的努力，也需要有一些更好的顶层设计，例如制定全国普适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法规，保证其强有力的实施，让地方利益不再起阻碍作用。

进入 白重恩 的专栏 进入专题： 营商环境 。因此，在整个体系中，除了金融监管、问责要公平之外，还要努力实现竞争中性。

但是也有难处，比如金融机构给两家企业提供贷款，一家是民营企业，一家是国有企业，会不会存在区别对待？政策上可能不会，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当贷款出现坏账时银行会被问责，如果问责机制不平等，对民营企业出现坏账问责较重的话，就会引导银行不愿给民营企业贷款。三是企业监管，世行指标在这方面考虑得比较少，但是多头监管存在冲突的可能性很大，这种情况不解决，企业发展就会很困难。